1971年8月14日,为探究环境、制度和身份对人类行为的影响,38岁的菲利普?津巴多教授在斯坦福大学进行了后来被载入心理学史册的斯坦福监狱实验:24名经过严格筛选的“正常、普通、健康”的大学生志愿者,被随机分为两组,在模拟监狱充当两个星期的“囚犯”和“警卫” 。 

　　大学生志愿者很快进入各自所扮演的角色,“警卫”显示出虐待狂病态人格,而“囚犯”显示出极端被动和沮丧,情感上深受创伤。仅过5天,“警卫”便强迫两个“囚犯”模仿动物交配,菲利普?津巴多不得不中止了实验,“囚犯”如释重负,而“警卫”则显得有些意犹未尽。 而扮演“警卫”的学生中有不少是平时非常可爱,人缘非常好的学生。 

　　“我惊恐地发现,”津巴多在实验报告里写道,“我也会变成最残忍的警卫,或是最软弱的囚犯,对自己的无力充满仇恨:未得许可,我不能吃、不能睡,甚至不能去上厕所。”     

　　即使在这个实验结束后,回归正常校园生活的“囚犯们”仍然痛恨着这些同样回归正常生活的“警卫”们。 

　　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是独特的,但是活着活着就活成一类人了,这种人叫“好人”。在一定的情境下,好人也会犯下令人发指的暴行,即使是全世界最优秀大学里最优秀的学子。 

　　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在不知不觉中也蜕变成了魔鬼。 

　　我们是不是好人?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平庸的人? 

　　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一种源自不思考,对权力的跪拜,对自我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让很多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德国人变成了杀人机器,死神的看门人。但从这些即将被送上绞刑架的人脸上,却不显出一丝忏悔,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好事,只是把人种进化的指针拨快了,只是让这些可怜的犹太人消失地没有痛苦。在他们眼中,自己就是好人。 

　　当罪恶源自平庸,当做个好人只意味着表达而不是思考,恶的种子便已经在体内肆意疯长。 

　　没有人能逃过从一个不思考的好人成为平庸之人的恶变。 

　　改变自我其实并不难,许多人一辈子都在改变自我,按照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标准修正自己。它甚至不需要多少勇气,也无需多少思考,生活自然会给你一张与别人一样的地图。这种改变无疑只会让自己深陷平庸的陷阱。 

　　演员便是如此,这是一个危险的职业。 

　　对好的演员来说,需要把自己掏空,用身体接纳角色的灵魂,把角色的一丝丝的心念波动放进完整的因果关系中,把碎片化的真实演绎成完成的事件,让观众找到了解和解释角色最清楚的路径。 

　　而对于观众来说,需要坐在黑暗的影院之中,将注意力集中在银幕之上,体验角色带来的意义以及与那一感悟相伴而生的强烈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情感刺激,并随着意义的加深而被带入一种情感的极度满足之中。 

　　表达出最大恶,激发更多的善,很少有人愿意与无数的陌生人做这种交换。脱离了本体,人将处于分裂状态,能够把自己拉回理智地只有思考和强大的信念。 

　　但好的演员必须得接受。好演员必须将一种由对社会和人性的鲜活洞察所驱动的视觉印象注入观众的心流之中。 

　　警察和罪犯,施暴者和受害者,演员和自我,一体的两样存在。在非黑即白的对立世界中找到自己的灰色地带,从《白日焰火》开始,廖凡就没让人失望。 

　　对廖凡的认识,从影帝的身份开始。 

　　人到中年,老男人们总是抑制不住地流露出对自己目前生活的沾沾自喜,丝毫没有察觉到在这种沾沾自喜中隐藏着随后接踵而来的无法避免的衰败。即使有所清醒,却早已经失去了青年时的求变勇气。 

　　但廖凡一直在分辨着,并让自己离这种看似功成名就的老男人尽量远。 

　　从《白日焰火》,到《师父》,再到《心理罪》,我强烈感觉到廖凡在不断地重生。他努力地摆脱过去的经验,过去的见地,甚至是过去最娴熟的技巧,仿佛过去所有的岁月突然宣告终结。 

　　湘人特有的刚毅,让他像个坚强的孩子一样看待这个世界,又像个智者一样不放弃思考,不逃避判断,不断寻找点燃生活激情的方法,勇敢探索着未知的领域。 

　　廖凡和角色,处于剥离和共生的奇妙反应之中,但廖凡却有一种自由切换的能量,让角色从内在的混沌总能走向坚定地选择和蜕变;而他自己,始终是独立而冷峻的。不断折腾自己,总让角色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总让自己别人习惯在他身上用想不到来总结。但廖凡还是那个廖凡。 

　　这是廖凡和他的角色特有的魅力。用一生的时间活出第二生,不管是俯视还是仰视,始终有一个自己是理性的,不平庸的。 

　　汉娜·阿伦特为试图改变的人开出不平庸的良方,不放弃思考,不逃避判断,心有敬畏,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在我捏着电影票,走进放映厅的那一刻起,我会试图让自己心里的那个好人离平庸远一点,我等待这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