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倡导礼让的道德以来，人们对争讼都是鄙视的。宋儒受佛学影响，思想更趋极端，认为礼让是绝对的好，争讼是绝对的坏。这种思想在社会上形成一种鄙视争讼的风气。但是却有这样一个人，深感这种片面的道德思想与风气贻害极深，起而痛加批评。他就是崔述（1740-1816年），字武承，号东壁，直隶大名府（河北）魏县人。

　　崔述23岁中举，曾被任命为福建罗源县知县，为政勤谨，颇受当地人爱戴。他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考据详明如汉儒，而未尝墨守旧说而不求其心之安；辨析精微如宋儒，而未尝空谈虚理而不核乎事之实”，生平著述30余种，以《考信录》最为知名。《考信录》集中体现了崔述的辨伪成就，表现出鲜明的疑古精神和实证精神，开启了近代史学的新途径，受到蔡元培、胡适、顾颉刚等著名学者的大力推崇。

　　从法律人的观点来看，崔述的文集《无闻集》篇幅不多，只有四卷，现存三十几篇文章，不到其全部著作的三十分之一，却是崔述思想中最宝贵的部分。《无闻集》中思想性最高的是《争论》与《讼论》两文，在中国法学思想史上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因为它冲破千百年来对礼让与争讼的固有思想和惯性思维。

　　崔述的著述中，传达出财产私有权这一物权观，至今令人振聋发聩。他旗帜鲜明地主张，在利益面前要当仁不让，不能一味忍让；更要客观分析纷争，不能一味为了“息讼”而不问是非曲直。人与人之间的争，是一种“必至之势”，古之圣人“知其然”，所以并不反对或指责这种“争”——古代圣贤并不会泛泛地责备人们发生争执，而是要评论其是非曲直，如果理亏就责备他，如果有理就原谅他，由此人们就会竞相做理直气壮的事，而不做理亏之事。当然，如果所有的人都不肯做理亏之事，世界上就没有纷争了，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作为人，以“让”这种美德来自勉是可以的；如果其他人因其“不让”来指责他，则断断不可，因为我们不能强求他人在利益的争执面前礼让或“善行”。这种观点，即便放在今天也并不过时，因为一个人能做到“让”，这只是表明他个人的一种美德；他“不让”，则是他的本分，别人以此来指责是毫无道理的。这种权利意识，恰恰是现代法治的精髓所在。

　　《讼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自有生民以来，莫不有讼；讼也者，事势之所必趋，人情之所断不能免者也。故《传》曰：‘饮食必有讼。’柳子厚曰：‘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听命焉。’讼之来也久矣！”在古代唐虞这样的美好时代，尧舜还得解决诸侯之间的讼事；鲁叔孙昭子这样的贤大夫，亦不可能做到无讼。但是，来到了西汉时期，人们好言黄老，才出现了因不与人讼而“博长厚之美名者”。及至唐、宋，一些为士之人，凭借门户庇荫，不为市井小儿所侮，却对其他争讼者鄙薄以待，使得那些听讼之吏以此为借口，认为争讼者都是好事之徒，遂对其“怒之责之，而不为理”，由此而形成了古人贱讼、厌讼、息讼、禁讼的心理。

　　他认为“贱讼、厌讼、息讼、禁讼”是一种富人心态，鄙视争讼的那些人，都是生于富贵之家，别人不敢欺压他们；他们没有在贫苦人民中生活过，没有受过别人欺压的痛苦，所以会发出那样不近人情的空论？他认为在优渥的环境中成长的人培养了一种高高在上的鄙视，这虽然有些偏激，但依然让我们悚然警醒。

　　唐代有个隐士叫朱仁轨，终生未仕，隐居养亲。他教育后代：终身让路，不枉百步；终身让畔，不失一段。他认为“让”才有所得，吃亏才有福报。对此，崔述颇不以为然。他说：这话听来好听，其实是行不通的。我亲眼看到有一家姓杨的，原有百亩地，被别人逐渐侵占，现只余四十来亩了，还要纳百亩的地税，由此给子孙留下永久的祸害。这就是“不争”的结果。理直而争，并不算错；理屈而争，就应受到处罚。法官断案，理当如此。

　　争讼是一种正常现象，“凡有血气皆有争心”。一方有争，若另一方甘心让与，自然无事；假如另一方“不甘于让”，则必然产生诉讼。对于司法者来说，理应站在“贤者”与“孤弱者”一边。（万博良）